虽然少数股东权在防止股东滥用诉权、减少不当诉讼的提起可能性方面有一定的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体现原告股东的代表性，但是，少数股东权的弊端也是客观存在的，利用持股比例限制提诉股东的资格，必然会使股东代表诉讼的经营监督机能大打折扣。
既然中国引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为了强化股东的经营监督，抑制违法行为，从而更有效地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那么我们就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少数股东权所存在的缺陷。
第一，少数股东权牺牲了制度本身的利益。在现代公司中，董事会作为公司常设的业务经营机构，在各项经营活动中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但由于经营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并不能总是保持一致，当董事为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以牺牲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为代价时，应当对该董事的责任加以严格的追究，这也是各国赋予股东一定的公司经营监督权的主要目的。在股份大众化、分散化的当今社会，将代表诉讼的提诉权规定为少数股东权，无疑等于排斥了绝大多数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提诉权，对完善公司治理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第二，少数股东权不符合股东代表诉讼的立法目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赋予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权利是为了使股东可以维护其作为股东的利益，可以以代表诉讼为手段监督公司的经营，使公司可以在健全的体制下运营。同时，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一种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追究董事责任的制度，其结果也归属于公司和全体股东。当股东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董事因其违法行为而给公司带来了损失时，股东通过诉讼追究该董事责任的行为与公司的利益相吻合，是一种应该鼓励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对股东的持股比例作出限制，无异于扼杀小股东监督公司经营、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的积极性。
第三，少数股东权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权利滥用。应该承认，由于任何人都可以简单地成为代表诉讼的原告，将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权设置为单独股东权，预示着滥用提诉权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单独股东权也并非诉权滥用的直接原因，少数股东权并不能真正防止少数股东滥用该项权利。规定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必须达到法定持股比例，只是从形式上限制了部分股东提起代表诉讼，而达到上述要求的股东仍然可以基于不当目的提起诉讼。
第四，少数股东权并不意味着原告是最佳的代表者。少数股东权本身就与公司资本多数决的原则之间存在矛盾，法律赋予少数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的共益权，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控股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的原则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鼓励中小股东积极地参与公司各项决策。但少数股东权毕竟不能与代表多数股东的利益相等同，认为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设置少数股东权的限制就可以体现原告代表的公正性和适当性是一种误解。
如上所述，是希望更有效地发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本身的作用，还是首先考虑如何消除股东滥用权利的顾虑，决定着立法者是否采用少数股东权的立法政策。由于少数股东权并不能从根本上防止少数股东利用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实现其不法目的，在将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权设置为少数股东权的同时，仍然要通过其他措施对诉权滥用加以预防。从提高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实用性的角度出发，《公司法》应尽量减少影响股东代表诉讼发挥其制度价值方面的障碍。
现行法要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必须单独或共同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以上,才可以提起追究董事等责任的诉讼。这一少数股东权的要件,极大地限制了广大中小股东积极利用代表诉讼监督公司经营的行为,对代表诉讼制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会起到阻碍作用。虽然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担保提供制度作为一种滥诉防止措施,都被认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两个国家较为健全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担保提供制度外还存在其他多种滥诉防止措施有关。在中国,由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刚刚建立,《公司法》在诉权滥用的防止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因此通过担保提供制度防止股东滥用诉权仍然有相当的必要。同时,与将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权设置为少数股东权相比,采用费用担保制度还可以减少影响股东积极监督公司经营的不利因素。
第一,与股东的持股比例结合的模式。即允许未达到持股比例的股东,在提供一定担保的条件下享有代表诉讼的提起权。这样的结果,不仅没有完全阻断中小股东利用代表诉讼制度的可能性,而且针对持股比例较少的股东更容易滥用诉权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担保提供制度予以防止。此外,将提供担保义务与持股条件结合,可以在维持中国设置少数股东权限制的立法思路的同时,更好地实现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价值。
第二,与股东的持股比例分离的模式。即在将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诉讼提起权由少数股东权修改为单独股东权的同时,单独制定与担保提供义务相关的规定。依照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当股东提起撤销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之诉时,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但是,当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时是否适用这一规定,《公司法》并不明确,而且《公司法》对法院下达担保提供命令的要件也并未作出规定。
因此, 可以借鉴日本《公司法》的规定,将董事阐明股东在提起诉讼时存有“恶意”作为要求股东提供担保的要件。这里所说的“恶意”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察:其一,股东明知其在代表诉讼中主张的权利,缺乏事实上、法律上的依据,却仍旧提起并继续该诉讼；其二,原告提起诉讼是基于加害被告董事以及公司的目的,有通过提起刁难被告的诉讼、获得个人利益这样不当的违法企图,而且基于这样的目的和企图提起并继续该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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